对于大多数观者而言，一提到曹再飞，都会想到他在人民公园念情诗的行为艺术，甚至外地游客专门在行程单上安排了去曹老师念诗的地方打卡。曹再飞的艺术似乎人人都可以做，人人都可以参与，但当我们把他的各种类型的艺术并置在一起，就会发现他的创作始终在捍卫着精神深层的东西。也许每个人都可以借助爆发力迸发出星点儿的火花，若一直持续下去甚至穷尽一生，滴水穿石并非易事。
《西西弗斯的房间》，布面油画，60×73cm，2021。图片由曹再飞工作室提供
借助艺术的方式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邱敏：最早接触您的作品，还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岛子老师和王林老师把您的作品给我们看，那是拍乡村教堂的一系列作品。后来您又用软材料做了一系列的教堂雕塑，还有二手玩具做的装置，之后有一系列行为艺术，比如在公园里念诗，在高速路上用粉笔写字……在上海又集中看到您的一系列架上绘画作品。一转眼，我们认识已快20年了，您还依旧我行我素地坚持着。您的作品经常都是用一种比较“笨拙”的，降低技术性的面貌呈现，这让一些人觉得这好像不是艺术，直到您一个又一个展览做下去，引起一些震荡时，大家觉得您的东西真不错，您是把艺术当成信念一样的东西吗？
曹再飞：用信念或者使徒这样的词来描述我，可能太高了。有朋友说我在平时的性格很平和，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有点老实巴交，但是我面对艺术时，还蛮较真的。既然选择了做艺术这个行业，而且我内心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就觉得应该把它尽可能的做得好一点，所以一直在坚持，但我觉得自己并非在路上，我其实一直都在起点上。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自己，会纠结，也会受别人说的话影响，从而产生自我怀疑。在怀疑和自我坚定里面，最后自我坚定会占上风，还是会按照自己的内心去做。
邱敏：您能举一两个具体的例子说说您是如何在纠结和自我坚定中，把内心的想法坚持下去的？
曹再飞：比如在公园里面念爱情诗这个行为艺术。在众目睽睽之下念情诗是一件很傻的事情，而我这个人性格本身并不是一个外向的人，我有一点社恐症。做行为艺术必须把自己主动抛扔到公共场合里，对我来说是对社恐症的克服。也许一开始有点难为情，一旦站上去了，我就不管了，然后就大声念情诗，把自己豁出去。我也没有想它究竟是不是艺术，可能更多的是我借助艺术的这种方式壮胆，让我有了某种克服自身局限的力量，然后豁出去。而且有一天当我老了，回忆起这件事情，或者跟别人说起这件事，还挺炫耀的。人生的一切都不完美，但我那时就在那里，很较真的自我浪漫了一把。而且一次两次没有意义，你必须用时间来积累，才能区别于普通日常的“精神不正常”事件。
《为你朗诵爱情诗》，行为摄影，2019至今。图片由曹再飞工作室提供
曹再飞：在做这个行为的过程中，周遭有各种的声音，各种眼光，一开始可能引起骚动，很快大家就熟视无睹，不再关注。我也有怀疑自己，怀疑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它能算艺术吗？但是我觉得我既然做了，我就认，咬牙我也要坚持，最少要坚持一年，不管它是不是艺术，不管大家怎么看待它，我必须得坚持下去。我就是这种心态去做的。
邱敏：那在这漫长的坚持过程中，您应该也遇到跟你共情的观者吧？他们会让您感到安慰吗？
曹再飞：如果我在读情诗的过程中，有一些人主动参与，有认同感，对我的鼓励还是很大的。上个星期六，从广州市过来的三个刚退休的女士，她们来上海旅游，行程单上安排了几个点，比如武康大楼这样的网红打卡点。她们找到我，把行程单给我看，上面把去看人民公园曹老师读诗的地点排在第一个。她们说是在网上看到这个事情，觉得特别有意义，然后听我读了半天，临走前，她们也一人读了一首诗。
《为你朗诵爱情诗》，行为摄影，2019至今。图片由曹再飞工作室提供
邱敏：公众读的诗是她们自己选的，还是您挑选的？
曹再飞：参与者读的诗都是他（她）们自己挑的，我每次都会带几本诗集过去，也有打印并过塑的单页摆地上，他（她）们挑自己喜欢或熟悉的诗。
邱敏：为什么选择读诗，而不是读别的？为什么诗的类型里面选择情诗？
曹再飞：我们是觉得这个时代还是太物质了，所以我就去读诗。情诗是人内心最柔软的东西，但又最坚强。读了一年，诗歌里面竟然那么多的情诗永远都念不完。还有在相亲角的环境读爱情诗也最合适。
社会需要一种精神灵魂的按摩
邱敏：当时为什么想到去拍乡村教堂？
曹再飞：我拍摄乡村教堂的时候，正在研究生阶段。当时是想申请一个奖学金，想做一个大一点的项目，结果申请下来后，项目的完成只需要写一篇文章。我想那我还是按照自己的初衷去做。就回到老家开始调研，租了一辆小面包车到处跑，我们老家那里当时有很多教堂，后来参加了一些展览活动，被岛子老师、王林老师看到了，他们有一些展览活动邀请我参加。
邱敏：一般说到教堂，我们总会想到高耸挺拔的哥特式教堂或者雕刻得无以复加的巴洛克、洛可可教堂，总归就是用尽一切可能去装饰它，但您拍摄的乡村教堂带有一种杂糅的、粗糙的视觉感，甚至因为误读产生的幽默滑稽感，您是怎么思考的？
曹再飞： 我当时不是做调研嘛，了解到赛珍珠在宿州呆过，就是写《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作家。她是传教士家庭，她的父亲和前夫都是传教士，她认为中国农民和中国社会的宗法观念特别严重，对土地的依赖非常深厚，可能和基督教有点格格不入。虽然她在中国长大，但毕竟是美国人，她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但那一批传教士在中国乡村播下了种子，民国之后留下一批老人，在1970年代后期又重操旧业，到处建教堂，那真是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这些教堂不是原汁原味的，很质朴，甚至有点呆傻，憨憨的，我反倒觉得想象力特别好。一方面是经济条件的制约，另外就是他们并没有见过那些东西，就是一些模糊的印象，或者从照片、电视上看到的，或者从书里读到的，或者听人家讲述的，反正，他们用自己认为教堂应该的模样去修建它，很可能随便放一个希腊柱子或者罗马拱券在哪里，胡乱拼凑。但里面有一股憨笨却特别真诚的东西打动了我，我在调研的过程中觉得这些东西蛮珍贵的，就将它们记录下来。80、90年代建了很多教堂，后来就陆陆续续拆除了，有的翻新成小楼的，包括那些老人也相继去世了，然后这批东西就像历史文献一样。
邱敏：您在拍摄时，有镜头上的要求吗？您用的什么相机拍的？
曹再飞：感人的东西其实不需要过多的修饰，这批作品我没怎么太过多的处理，我希望尽可能的还原一些现实。我当时的相机很简单，一个是D70的小单反，还有一个是6×7的胶片相机，但用得少，因为胶片太麻烦，我的这批作品很多是数码拼接起来的。我不强调技术，我后面做的东西也都不强调技术，我是希望尽量的降低门槛，在拍摄上我自己拍得并不专业，但我也不找专业的摄影师帮我拍，我就用一种平实的记录方式，摄影那套美学的东西不是我要追求的，我只是将它们记录下来。
邱敏：后来那批软材料的教堂，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它们的时候，它们里面的马达蠕动起来，仿佛人被蒙住呼吸困难，同时又像有一个活物在里面蠕动，突然就起鸡皮疙瘩了，您是对建筑被拆除时那种生命挣扎感的陈述吗？
曹再飞：你说的呼吸也罢，挣扎也罢，都有一点吧。它很像真空包装，就是我们抽掉棉被里的空气时产生的那种窒息感。我当时做它们的时候，我脑袋里想的是它的按摩作用，我觉得的社会需要一种精神灵魂的按摩，而且是可持续性的，同时它也像一个祭祀之物一样。
邱敏：里面的马达是从玩具上拆下来的吗？
曹再飞：买的一些按摩器材，还有一些，是从旧的上面拆下来。
邱敏：您用玩具拼接做过一系列装置作品，比如缝接成大飞机，尹秀珍的作品一直是用软材料进行拼接，包括飞机什么的也有做过，艺术的形式撞车是经常有的事，很多艺术家经常回避形式的重复，或者为此焦虑，您自己怎么思考这类问题的？
曹再飞：我一般认定做一样东西的时候，是不考虑别人的。可能有些艺术家会刻意回避这种雷同——别人做了，我就不做。但我从来不去想这个问题，我就按照自己现有的思路去做。至于别人怎么看待，那是他们的事情。尹秀珍收集的是大量的纺织品、旧衣服之类的，而且她的作品中有一些性别意识，我这批作品收集了几千上万个玩具，然后用它们做了好几件东西，包括你说的大飞机，作品的形态是针对当时一些社会时事在里面的。
邱敏：二手玩具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含义吗？您收集二手玩具的渠道从哪里来？
曹再飞：不管什么二手的东西，其实都附着了前面一个使用者的时间性在上面。所以，二手货总是跟抒情和记忆有关，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布艺，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刚开始收集时，我跟物主多少都有一些了解，比如那些小孩子的旧玩具脏了旧了，家长就把它处理掉，而孩子们往往都很心疼，舍不得，甚至非常难过。比如有一次，我把一个孩子的玩具拆了，我在群里发了我的一些创作照片，这个孩子当时看到了，立即愣住，眼神就呆掉了。我最初是在网上发布的回收二手玩具的消息，微信、QQ、同城等平台，后来需求量多了，就直接从废品站里找。
邱敏：您的这些大型装置作品堆在哪里？在上海，我认识一些艺术家朋友，因为工作室空间不够，作品后来就越做越小，您有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吗？
二手玩具的《迫降》，展览现场。图片由曹再飞工作室提供
曹再飞：我租的工作室是一个物流中心，我就把装置和雕塑作品堆在那里。的确这些作品都非常占空间，比如一个教堂雕塑就可能有两百斤，二手玩具做的大飞机十来米长，即便折起来也有四、五米。没有展览的时候，就摆在仓库里。仓库老板还跟我说，这些东西都摆好几年了，又不能卖又不能吃的，你是不是处理掉啊！我说，没事，就放那里吧。前段时间，复旦一个老教授去世了，留下了一大堆书，他孩子用不上，也不是读书人，然后就当纸制品论斤卖出去。装置这些东西，在这个时候，好像还不如纸制品。的确，艺术家有时候会考虑这些因素，但你不能被这些事情干扰。我觉得在有限的条件下，艺术家得尽可能去实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一些想法。真正好的艺术作品的成本未必是很贵的，材料的价格和艺术品的价值是两回事。比如杜尚的小便池，小便池本身不值多少钱，但这不妨碍它是一件好作品。
邱敏：您在高速路上用粉笔写字，写的都是您的日记，是即兴写的，还是把已有的复刻在上面？
曹再飞：一部分是已有的，还有一部分是即兴写的。
邱敏：在高速路上，密密麻麻写下自己很隐私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能阅读，相当于这件作品就是拒绝人阅读的，您书写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曹再飞：当时是在郊区，没有人来干预，省道公路货车比较多。我最初也想画，但后来就想做一个行为，不如在上面写字，写日记，我就拿着粉笔在上面写字。在上面写字其实有点惊险的。在喧嚣的车流中公开书写秘密却又无人会去阅读，一场雨后这些粉笔的痕迹就消失了，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快速流动的社会真正关注自己内心的还是自己。
艺术的生命大于肉身的生命
邱敏：您的创作类型非常丰富，有雕塑、装置、行为、绘画。有些艺术家可能就只有一种艺术媒介方式，在这一点上，您是怎么思考的？
《抱上大卫挤地铁》，行为，2021。图片由曹再飞工作室提供
曹再飞：其实我一直都在断断续续画画。比如这几年，装置做的少了，画就画的多了。我的画也尽量去掉技术性的东西，让人看不到技术。行为艺术创作一般是我先要想好，每年做一个或者是一两年做一个。比如有一次，我抱着大石膏在地铁里穿梭，在下午5:00到7:00在里面上上下下，这是人流高峰期，期间我必须紧紧抱住它，不能搁置，不能磕碰，也不能撞着别人，只能抱着。但是很意外，最后石膏像完好无损，没有磕磕碰碰，最后我的手臂完全麻了僵了。身边来往的行人看到了，往往会大吃一惊，因为猛地抬头，一个巨大的石膏头像出现在面前，有人还指出说，是大卫像。还有一次，我逆行在车流里读诗，周围全是大货车。
邱敏：今天其实我们艺术圈缺的不是作品，也不是艺术家，我觉得缺的是对艺术的这份真诚。在您身上我看到的最可贵的就是您的这样一种真诚性，不太受周围的影响，像阿昌、谢德庆等都是这种死磕到底的艺术家，他们用了一种更决绝的方法，我觉得您的作品里面其实有一种更私人化的东西，比如说念情诗、在高速路上写日记，它其实比较温暖。
曹再飞：何云昌、谢德庆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艺术家。作品的强度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者智力。在现代艺术史中，有很多大艺术家都有一种自我献祭的精神。包括当年来中国传教的那些人，还有唐玄奘这样的人，他们身上具有一种使徒精神，他们的个人人生里面有一个使命，艺术的生命大于肉身的生命，大于现实的那种生理生命，无论遇到什么阻碍或者挫折，他都会往前走，有一种力量推着他。
邱敏：那您在做作品的时候，觉得冥冥当中会有一股力量推着您走吗？
曹再飞：我觉得应该有，但是也有怀疑的。一个人其实身上是有多种的力量，有坚持的，有退缩的，有软弱的，有抗争的，有世俗的……它们都在你身体里，但最后胜出那个东西起决定性作用。比如梵高也希望自己的画好卖，也希望自己能够被市场认可，但是他不会因此去媚俗化自己。纠结和怀疑正常人身上都有，我也经常会怀疑会纠结，但是最后胜出得那个想法才是决定性的。权重性的分配其实蛮重要，权重决定了他最后的选择。所以艺术家在做作品的时候，他也许会去想画廊怎么看，同行怎么看，但可能最后这些都不重要了。我这十几年来从来不考虑作品会不会和别人重复，我只做我自己想做的。
邱敏：能谈谈您的绘画作品吗？它们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画的内容也是一些无聊的内容，有点像走神时的一个白日梦。
曹再飞：我的绘画主要来自于现实，用一个特别的动作来陌生化处理很平实的日常局部，所以显得很荒诞，第一眼看上去有幽默感，仔细看画面充满了紧张、危机和易碎，这是面对现实的无奈和无力。按照自己的方式诚实的去画，尽量避免任何刻意的成分，所以绘画语言上显得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甚至有点土。在会心一笑之余，希望人们从这些荒诞的日常中可以看到我们所处的困境。
邱敏：我一直有这么一种感觉，在您的作品中弥散着一种孤独感，不管是您的架上作品还是装置和绘画，与其说是通过降低技术性来呈现一种平实质朴，更像是一种自我与自我的对话，无需人参与，我自己在那里就行。您的作品给我一种流浪者的孤独感，但同时您又很想渴望交流，进入公共性。
曹再飞：是的，我其实一直有一种异乡者的心理，在上海也算生活了十几年，但是我一直住在郊区，工作室在郊区，上班也在郊区，我一直觉得自己很难真正融入这个城市，当然跟自己性格有关，艺术圈的事我也不太主动参与。但我也并非标榜什么孤高，我也不自闭，你也看到了，我的作品选择的地点都是在公共场合中表达，不管是在人民公园读情诗也罢，在车流中逆行读诗也罢，在高速路上的水泥墩上写日记也罢，全都是在人来人往的车水马龙之中。人在里面穿行，车急速而过，很喧嚣，很公开。正如你说的，即便在这样红尘滚滚之中，我其实面对的是自己：表达者是自己，听者是自己，观者也是自己。刚到上海时，我觉得自己卑微、渺小、无力，甚至无知、愚蠢，可能过了十几年，我还是有这种感觉。作品是我最好的情绪输送地带，我可以毫无障碍地在这个天地中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呈现出来，不管失败、受挫、孤独、得意……我都可以坦荡地在艺术中一览无余表达出来。
邱敏：您的绘画呈现的是一种荒诞和真实之间的那段东西，有时好像自言自语，有时有点幽默、自我调侃，但底下暗藏着某种紧张、拧巴的东西。
曹再飞：你说的对，我画里面有紧张感，我时常会紧张，有危机感，有时像一个易碎物，产生岌岌可危的感觉。我内心有这样的情绪，但在画面视觉传达上，我其实经常让它看起来四平八稳，很克制，让画面静悄悄的。我特认同你说的那观点，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已经远离崇高的环境之中，我们自己也很难产生崇高感。人生活在时间之中，滴水穿石是时间的力量，不是水的力量，是重复的力量，是坚持的力量。不管待人真诚，还是艺术真诚，其实让真诚显形的是时间，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重要的是他通过作品想要传递了什么价值。
《逆行朗读》，行为摄影，2020。图片由曹再飞工作室提供
曹再飞：有些人可能把自己每天安排得很踏实，但我无法每天都见朋友，每天早九晚五这样一个度量的时间表，这种生活节奏我不愿意接受。我现在把上课都安排在晚上，白天我就有相对完整的时间呆在工作室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我经常觉得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很陌生，始终和它有一种隔离感。
邱敏：我突然想到了博尔赫斯说的，我在我所仇恨的城市里，流浪啊，流浪啊！艺术不能渡别人，至少可以帮助自己。
曹再飞在工作室。图片由曹再飞工作室提供
曹再飞：是的，所以我说我始终有一种异乡人的感觉，但我又不是像游魂一样活着，我也不算是一个敏感的人，但我能够找到那个痛点，这个痛点让我们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在日常无聊苍白中，有时反而能有那么一点力量支撑着继续前行。我一直觉得中国这几十年来最有价值的艺术应该是自下而上的生存经验，我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度过时间，只有喜欢的时候，才能产生一点意义，起码对我个人来说产生一点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