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符号是龚新如持久观察当代城市的一个主题。行道线、指路标、交通指示信号、路人和车辆通行的手势等等是他反复使用的符号，这些符号是如何承载其艺术观念的？在找到坚定的艺术信念之前，他有着什么样的人生经历？

艺术是追求差异性的东西

邱敏：您的作品中总是充满了各种线，仔细看，它们是箭头、斑马线等等交通符号，它们在作品中有什么观念所指？您为什么反复地画交通符号？

龚新如：我们写字画画的时候，第一笔总是从划一笔开始，而不是点，我常常想，我们的祖先从这个“一笔”动作发现了人类的什么样的奥妙？原始时期的岩画图案里有大量的线，我非常感兴趣，并从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对我而言，线比点更丰富直接，比面的表达更简约而多变化性，在我的早期抽象作品中，我尝试了各种线的表达，那时的线还不是交通的斑马线，只是一些抽象形式的线。但很快，我觉得这种抽象形式和别人太类同，因此，我开始思考如何找到个人的绘画语言。我有习惯就是一边开车一边记录沿途所见所闻，很感兴趣公路上的路牌、指示箭头、交通符号、斑马线以及画斑马线的作业场景、车辆行进产生的速度感等等，它们成为我作品的素材。它们既是今天社会有秩序运转的规则符号，也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还承载着对生命和环境的思考。所以，回到工作室，我将这些符号进行再创作。

《迷途树》，金属等综合材料，800×500cm，2010。图片由龚新如工作室提供

《斑马》，布面丙烯，210×160cm，2012。图片由龚新如工作室提供

龚新如：2015年到2019年，我把这些“线”进一步的变化，我平时也写毛笔字，所以，我把书写性的线条运用到箭头符号的理解中，融合一些社会的、历史的、文学的象征性图像，箭头在这里没有明确的所指，但它又具有一些暧昧不清的导向性。

《梦魇系列——梦境》，布面丙烯，185×303cm，2019。图片由龚新如工作室提供

龚新如：2019年之后，我尝试着做了“空相系列”，里面的内容比较丰富，更像是一个梦境世界。作品往往用地平线上的一束亮光来分割画面。同样，我也在里面加入了交通元素，产生一种超现实的异样感。2020年的“纤陌系列”作品，我把脸换成了手和脚，手和脚在相术中是很重要的对象，它是精神游走的象征。

邱敏：您使用有机玻璃材料进行创作，用切割和镶嵌的方式代替了手的绘画性，能谈一下您对有机玻璃材料使用的体会吗？

《肖像》，有机玻璃拼嵌，120×90cm×2，2012。图片由龚新如工作室提供

2015年新加坡林大艺术中心个展“在路上”，展览现场。图片由龚新如工作室提供

龚新如：有机玻璃为媒材的作品系列，是我一个主要的思考方向，它们是我的代表作。从表面看，它是去绘画性的，没有所谓绘画性的痕迹，但它的色彩、构图、节奏感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才能出来。我把想法交给工人去进行切割、拼接，但最后的视觉效果需要我不断去调整。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画画。对我来说，画画是借助手的技艺性来帮助我思考，它训练我心手合一，锻炼我的审美能力。一张画画得像、多么逼真，这个其实是很容易的，但这有什么意义？你说现在人手一个手机，其实很快就可以实现还原物理真实，所以再现如果没有承载个人观念就没有意义了。我自己一直非常关注作品的观念性，观念不是靠语言和文字阐释出来的，而是通过视觉图像勾连出来的。我的有机玻璃系列作品，出自己的想法，然后让工人来完成，但如果艺术只这么做，气度不会开阔。艺术家必须打开创造性的思维，技术才可能革新，社会才有可能进步，这是我对这种社会发展的一个理解。我在作品中要讨论的都是一些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话题，不仅仅是思想意识方面的介入，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一定要回到艺术本体来讨论。如果只提供一个点子，交给工人完成，最后的结果是，点子会穷尽，艺术也僵掉。艺术的魅力在于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心和手的关系中出来的。

龚新如：现在各种软件虽然非常的智能，但它更多的还是提供娱乐，比如现在的摄像机完全是智能的了，它不需要什么光圈，曝光不需要，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去学摄影？因为艺术是追求差异性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而不是标准化和同一性的东西。一万个人中，有一个人拍出来不一样，这才是艺术家的东西。

邱敏：对您而言，如何去充分挖掘媒介材料的观念性？

龚新如：我使用的材料是有机玻璃材质，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件作品是否能支撑起我的观念。我的作品背后主要是表达对生命和环境的反思，道路上的斑马线、路标牌，它们本来是一些人为的符号，但这些符号背后有对人的规范，它们本身是非常冰冷的。它们在马路上非常显目，经过了一套视觉识别系统的设计，让人一眼就能识别出，它们代表规则，是去情感的。而绘画付诸心和手，它的每一根线条和块面构成都是有情感温度的。我在作品中想把这些情感的东西全部去除掉，让它不产生情感温度。而有机玻璃材质冰冷，加工方式是切割，切割这个动作充满硬度和粗暴，但它又有饱和度非常高的颜色，对我来说，它恰到好处表达了我在观念上的预设。最初一批作品是单色系列，脸部的表情由单纯的箭头联合斑马线组成。2010年第一个展览是迷途系列，在M50的“1918”画廊做的。后来那一系列是“囧途系列”，我把脸里面的符号丰富了一些，没有明确的表情，但慢慢有了情绪，我们每个人在路上，道路是错综复杂的，我们不一定有明确的方向，我让箭头无明确所指，就像一个在路上的人的情绪很迷茫。

当代艺术不能回避趣味性

邱敏：您的画面往往单纯轻快，色彩喜欢使用饱和度高的撞色，一下就能抓住观者的眼球，像反复使用的箭头等交通符号也是全球通用的符号，这种清晰的视觉传达性跟你之前做平面设计有关吗？

龚新如：箭头是我思考的浓缩。我以前是做平面设计的，喜欢推敲简洁的画面如何地进行有效的视觉传达。越简单，可能表达的东西就越有深度。简单的东西有深度首先它必须具备普适性。比如符号，它是一个全世界的共性的符号，它不需要你去解释的，不管你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这种符号一出来，它就是有明确的指向性。2011年时我曾经被邀请参加一个瑞典哥德堡大学Voland美术学院的一个群展，当时全世界范围内只邀请了7位艺术家，他们挑选我的原因是曾经在西班牙见过我的作品，觉得符合他们的策展思路，就是观众看到你的作品不需要通过肢体语言，也不需要任何文字解释就能够看得懂，所以这个展览主题就叫“通天塔”。

邱敏：您的作品里有种趣味性，您怎么看待当代艺术中的趣味性？

龚新如：我觉得当代艺术不能回避趣味性。因为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受众的阅读心理发生了变化，像网络上的各种短视频、抖音，几秒钟就要抖一个包袱出来，不然就无法吸引公众。这可能会导致一种娱乐化，但仅仅去批判工业文化的浅层性和娱乐化不够，反过来，我们身处这个时代，也应该从大众流行文化中吸收一些因素，这样才能引起公众的共鸣。一个人的幽默感不是装出来的，比如社交场合里，有些人看上去有趣，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的自信打气，他内心并不自信，他是想营造一种氛围。但这种往往容易变成哗众取宠，接触多了，你会觉得很低级。但是有些人的幽默感，他是有智性因素的，嬉笑怒骂，给你一种人格魅力的自信。我希望我作品呈现出来的是这种趣味感，它诙谐、轻松，但一定不是一笑了之。像佛禅里说的“会心一笑”，这才是艺术作品提供给公众的趣味感，在笑的同时，会思考一下的。

龚新如：我平时也常常写毛笔字，写字和我画画一样，是要让内心充盈起来。但我不想按部就班，所以我写的内容往往是一些带有调侃意味的东西，比如“有空多赚钱，没事喝点酒”、“做人需低调，喝酒要高度”。我故意写这些看上去就像打油诗一样句子，它可以解构掉书法传统那种正统意味。我们今天把古人的书法当作高雅之事，但在当时，它就是拿来用的。我写字和画画的目的很清楚，不是摹古，而是从前辈那里找到一种内心自在的方式。当我们今天的一切写作方式都电子化时，而毛笔写的字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强大的交流功能时，我为什么不可以用毛笔写一些口头用语呢？我做这些是为自己内心那些固化的东西找到一些新的可能。

2013年印度新德里博览会，展览现场。图片由龚新如工作室提供

邱敏：您参加了很多海外的一些展览，这些海外的藏家如何评价您的作品？

龚新如：我在西班牙、印度、新加坡、日本都曾做过展览。收藏我作品的藏家他们觉得我作品挺好玩的，而且都比较喜欢色彩带来的视觉新锐感。我所遇到海外的藏家购买作品目的很简单，就是喜欢，没有过多考虑投资，比如画面颜色打动他了，他就愿意收藏。他们很多人觉得我的作品具有一种国际化的语言，不像中国人做的东西。包括以前日本的画廊薰衣社，在西班牙博览会上看到了我的作品，他找到画廊代理人赵永刚，问他，这个艺术家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在日本做过几次展览，但我觉得日本的艺术氛围不太有趣，他们只认名家。

任何事情不去做才会后悔

邱敏：和您接触，觉得您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是天性如此，还是觉得当代艺术家应该具备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

龚新如：我算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强。我在好几个城市都有不同的工作室，每隔一段时间，我会换不同的工作室待上一段时间，接触不同的人和环境，算是对我创作的一种调剂。而且招待朋友我喜欢在工作室或者家里招待，在日常生活中，我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但进入工作状态中，我就喜欢独处，在时间管理上比较分明。在工作室里，我会很安心，因为那个时候是和自己对话，即便不创作，喝喝茶，进入一种慵懒的思考状态也是必须的，你得把自己浸润在特定状态里。我的家人都很放心我，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邱敏：能谈谈您做公司项目这段经历吗？它是否对您后来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

龚新如：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其实我有点心不在焉，因为公司项目还行。我做设计的时候，每年要面试很多人，面试的时候我有个自己的标准，我只看他们的鞋。衣服穿得差一点都没关系，但鞋一定要干净。我还投资过服装加工企业，开过装修设计，承包过几年酒店。我做企业现在想起来其实一直都比较顺，在利润回报上一直都比较稳定。当公司做得越来越大时，一定要学会舍弃一些东西。只管理人是靠不住的，比如公司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来管理，但做大了之后，一定要借助管理制度，同时加上情感。

龚新如：2006年的时候，我觉得不想再继续做公司了，我跟我的股东提出来过，但他们没同意，我一共提出过3次。最后在2009年底的时候，我下定了决定，把所有手头的事情都终止了。包括股份我愿意折价，当时我的合作者都傻眼了，觉得我选择了一条不可思议的路。

龚新如在工作室，创作现场。图片由龚新如工作室提供

邱敏：那时中国的艺术市场正处在泡沫冲击后的调整中，您从较为成功的做公司转向做一个职业艺术家是怎么思考的？

龚新如：那是2009年底2010年初，当时中国艺术市场在一个整合调整时期，而且刚经历了一个下滑阶段，前景并不太好，但我没有想太多，因为我觉得自己一旦选择做什么事了，我就会较劲，一定要把它做好。对我来说，任何事情，宁可后悔做了，不愿后悔没做。我身边的朋友提议说，你可以一边做企业，一边做艺术啊，但我不愿意那样，因为当一个人有退路的时候，一旦你做不好一件事情，你就找得到借口，说是因为自己没有全身心投入，但你无法探测到自己对这件事是否真正有胜算的把握。所以，对我来说，专注地做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当你没有退路时，你才会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可以驾驭和胜任这件事。

邱敏：您和李山老师走得很近，他对您坚定地成为一名艺术家是否有什么影响？

龚新如：说到李山老师，要从我的当代艺术品收藏谈起。我2009年前的收藏有古字画、有高古瓷器，包括一些杂件。刚开始收藏的时候，我还没开始画画，但我骨子里喜欢当代这一块。当代艺术这块我最早买的一件作品是李山老师的，他跟我开玩笑说，“你是学生里第一个掏钱收藏我作品的人”。后来我们就熟悉起来，经常来往。很多人以为我是他的助手，其实不是，我当时就是想跟着他学习，所以我不是以助手的身份去跟随李山老师，而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在他身上其实我是不会去学他的什么绘画形式或者说技法或者怎么样，若要问我在他身上学到最多的是什么？应该是一种对艺术的思考方式，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比如如何反观自身的局限性，不卑不亢地做人和从事艺术创作。我们在一起会聊聊很多跟艺术无关的事情，从生物艺术、宇宙、基因到教育等等。比如我们经常会讨论说大学应该用中学或小学的老师去教，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应该要教授去教。因为一个人的基础教育是最重要的，需要有宏观概念的导师去引导，才会看问题会很客观。

《马路工人》，布面丙稀，145×95cm，2010。图片由龚新如工作室提供

龚新如：在做人方面，他说做人就像一个球。你自己气足了，别人拍你的时候，不需要用力，轻轻一拍就会蹦跳很高，而你自身没气的时候，别人无论如何用力拍，也不会弹很高。古人说“君子善假于物”，但如果你自身能量不够，完全依赖他人也是很难达到一定高度的。在艺术方面，他说当代艺术一是作品的视觉呈现要与当代视觉的习惯有关联；二是作品与当下社会之间的关系。他来我工作室，不会直接跟我说这张应该怎么画。当时他不会发表任何意见，可能会过一段时间，甚至很长时间，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会突然说起当时他看我作品的体会。

龚新如，1973年出生于江西。199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现生活工作在上海。龚新如的创作轨迹触及绘画、装置、摄影、综合材料以及影像等艺术形式。实践过程中，采取多样化的表达形式，关爱生命、提倡自由，从普世意识形态中抽离出来，连接每个人，使作品信息还原一个“现场”，成为一个不可预知“剧场”。2012年开始一直和日本、新加坡、上海等国家或地区的艺术空间合作，作品逐渐在国内外亮相并获得机构和藏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