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视界，布面丙烯，双连画，229×168cm，2015，图片由彼得·韦恩·刘易斯工作室提供

去往彼得·韦恩·刘易斯（Peter Wayne Lewis）在北京的工作室，需要驱车东北方向。从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前开始，他便一直工作于此。驶离城市的这条路每日运送政要和游客前往机场，它曾是一条两旁林立着白桦树的狭长走道，树干上刷的白漆齐肩高；现在，尽管斜坡不断，被拓宽后的道路更像一条高速公路了，而沿途间或出现的岔路口仍保留着一丝被取而代之的乡村气息。在一家阿根廷烤肉店前方左转。这家店以其前院中的方尖碑命名为El Obelisco，现在或已暂停营业。再路过一些国际学校和早期开发的美式独栋住宅。这些被称作别墅的房子，在9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成为外籍人士和新富人的天堂。随后，这种景象开始衰退。电动摩托车和简易送货车的数量突然间开始超过汽车，街道两旁开始出现廉价的铝制拱门入口，上面标有村庄的名字——这些曾经是艺术家聚居地的村庄现在已被夷为平地，被卷入这座城市更大的规划之中。

田霏宇，摄影：Stefen Chow，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经过红砖美术馆后立刻右转。这是一个庞大的当代艺术中心，由一家具有前卫情怀的当地开发商建造。然后经过北京最早的高概念中餐厅之一，紫云轩茶事。它在新千年之际还位于外交区；现在，它在一处装饰有白色石膏砾石的院子中占据了中心的宫殿亭阁，这里不失为一个举办车展或拍摄电影的好场所。再进入318国际艺术园，砖墙和铝板屋顶结构的工作室在此聚集。这里的艺术家大部分是中国人，他们在此进行创作，尚未被附近的邻居或更远处的城市所注意到。你可能不会预期在这里见到一名金斯顿爵士钢琴家的儿子，或者是来自马萨诸塞州一所著名艺术学校的资深教授。然而，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或是漆黑的冬日夜晚走进刘易斯的工作室，你就会知道这是他的独特魔力发生的地方。

大脑之舞，布面丙烯 ，229×168cm，2014，图片由彼得·韦恩·刘易斯工作室提供，作品近期展出2021 AFRIKIN艺术博览会《下一次将是烈火》

彼得·韦恩·刘易斯画画的时候，有一种讲故事的紧迫感。“绘画，”他说，“是一种紧急情况。”他的抽象绘画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表现主义，并非是色域，而是力量场：这些单独的、成对的或如网格般成组的画布，与其说是在上演叙事，不如说是捕捉能量。这些姿态的、色彩的、形式上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忠实于生活。“模仿不是我绘画的目的。我并非在向外看，而是在向内看。我试图发掘并赋予我的作品以意义。我试图理解它们是什么，它们来自哪里，但它们又是我的血液，我的骨骼，我的一切。”

拉尼亚凯亚，布面丙烯，双联画，183×432cm，2015，图片由彼得·韦恩·刘易斯工作室提供

像许多保持非裔美国人创作传统的现代艺术家一样，刘易斯将自己视为流散的见证者，也是使他得以存在的权力和资本力量的化身。从这一特定的历史困境中，他以身体为媒介，带着从史前到现在的创作冲动，在特定类型的场域中寻求超越。“我在思考如何揭开或取出我的身体所容纳之物，如何找到嵌入我DNA里的语言。这种双螺旋体是通往所有人类历史的通道。”他总是在音乐的伴随下工作，思考着无指涉的绘画痕迹的神秘根源，既追溯到遥远的非洲，又直达自己的内心深处。这是一条从拉斯科到阿克拉，从波洛克到罗斯科，从金斯顿到新奥尔良，从八大山人到达·芬奇，从旧金山到波士顿，继而到北京的意义之路。

安装视图，彼得·韦恩·刘易斯的《佛陀演奏蒙克系列》（2021）展出TATAMI艺术博物馆，图片由彼得·韦恩·刘易斯工作室和TATAMI艺术博物馆提供

除了独特的图案和色彩，以及使其产生的手势之外，刘易斯绘画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它的深时（deep time）感。受音乐的启发，他认为在画布上运笔的行为，存在于并最终记录着创作中的小时、分钟和秒钟。这些时间往往是在半夜。他在北京夏季与冬季的深处住在工作室中，在他自己创造的紧急情况下，不受打扰地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在这个油画颜料质量存疑的城市里，他使用丙烯创作，其干燥时间可长达数日。“我尽可能地弄清楚每种材料的可能性，”他说道。由此产生的作品违背其“弯曲时间”的意图，正如他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系列作品的名字。而它们也弯曲了空间的概念，因为这些画创作于不断的移动中——在画面上方两三英尺之远盘旋绕圈用笔，起初随机排列的画布最终形成网格化的分组。图案从中生发，形式和色彩从一个方块跃入另一个方块。“空间看似是平的，但它并非空无一物，而是满的。”刘易斯在我办公室对面的老地方喝着咖啡对我说。他常在下午来这里给自己充电，再开始大画一场。“如果我们周围的空间不存在，我们也就不存在。”

佛陀演奏蒙克，布面丙烯，107×91cm，2012，图片由彼得·韦恩·刘易斯工作室提供，作品由John William画廊代理近期展出2021上下文迈阿密艺术博览会（Context Art Miami 2021）

但为什么是北京，为什么是现在？我第一次见到刘易斯是在2010年，在我管理了8年的美术馆的一次开幕晚宴上。当时，我们正在庆祝可海恩德·维里（Kehinde Wiley）的展览成功举办，这位黑人艺术家后来为彼时刚刚当选的黑人总统绘制了官方肖像。在同一个展厅中，刘易斯的个展“北京助推器”（Beijing Boosters）后于2016年进行。可海恩德·维里或者彼得·韦恩·刘易斯在北京拥有一间工作室，在那个夏末中美友好的逻辑中具有某种特殊意义。今天的新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种子早在当时就已播下，只是我们还毫无意识。那个时候，刘易斯和一群新国际主义者在中国首都的土壤中活动，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展览、讨论、聚会和画廊。也许我们都曾怀疑过这种景象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显然并未阻止他在这里继续开展工作。在此后的十年中，他从一个从未完全到来的新秩序的前兆，变成了一种仍以某种方式存在的乐观主义的证明。如果说他的作品没有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生明确的形式或主题转变，它们却揭示了风土人情的微妙变化：意想不到的色彩变化，工作室门外熙熙攘攘的何格庄村的回声和气味，以及另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逐渐进入艺术家意识中的不可言喻之感。

彼得·韦恩·刘易斯参加2008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从左至右科菲·卡伊加教授、彼得·韦恩刘易斯教授、布莱恩·麦克法伦教授，图片由彼得·韦恩·刘易斯工作室提供

说到底，对于彼得·韦恩·刘易斯来说，艺术与其说是在反映一种环境或传达一种程式，不如说是他口中的“通过绘画的仪式行为将自我转化为精神”。对他而言，绘画是一种魔力的形式。这种魔力随着画布、颜料、画笔和身体而生成，它留下的多重意义将在刘易斯和我们消失很久以后，继续作为见证。它提供了一种独特且不容忽视的方式，与千百年来人性的表达进行交流。它让我们得以拥抱我们所深陷其中的井然有序的混乱。最为重要的是，它推动着艺术家踏上永无止境的发现和重塑之旅。“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画出这些画的，”刘易斯曾言，“我总是心存敬畏。”

译/何佩莲

田霏宇，现任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馆长兼CEO。自2011年出任馆长以来，UCCA已在田霏宇的带领下，由私人美术馆成功转型为UCCA集团，旗下包括一座由北京市文化局认证、于多地运营的美术馆，一个公益基金会和一组以艺术为核心的企业。田霏宇在任期间，UCCA已举办了70多场展览和上千场公共项目，每年向超过百万观众介绍中国和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及艺术新秀。2009年至2012年，他创办了中国首个国际发行的双语当代艺术杂志《艺术界LEAP》，并担任编辑总监。此外，他还是国际知名艺术杂志《Artforum》的特约编辑，并曾担任Artforum中文网的创始主编。田霏宇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有多年的研究和写作经验，他曾任2017年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大展“1989年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的联合策展人。田霏宇在2015年被世界经济论坛提名为“全球青年领袖”，2016年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选为“公共知识分子”项目的成员。田霏宇自2001年移居北京，获有杜克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硕士学位。